当真实影像遇见虚拟现实

2018-06-09 19:0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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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交互式、沉浸式、增强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为影像的创作、传播与体验提供了新的可能。


但是,也有不少人觉得对增强与虚拟现实的概念炒作过热,夸大了它作为新媒介的作用。


尤其在注重真实,内容至上的纪录片领域,不少人对这些“花俏”的虚拟技术心存疑虑。


那真的是一种跨越式的、颠覆性的发展吗?


对此,IDFA 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新媒体总监、独立电影和数字媒体艺术的专业策展人Caspar Sonnen的回答是:


“不错,它的确是一种颠覆性的技术。它可以帮助纪录片行业走向一个更加成熟的境界。”


在2018年新鲜提案真实影像大会设立的“新鲜实验室”里,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新媒体与纪录片实验室”推荐的几部短片确实让体验者开了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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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会认为VR影片更适合那些新潮前卫或者娱乐艺术类题材。但纪录片《阿米尔的家》(2016)打破了这一成见,它是一个热门而严肃的社会现实类题材。


阿米尔是一名来自南苏丹的24岁男子。在阿米尔的生命受到威胁之后,他的父亲变卖了最后的宝贵财物,买通走私者,帮助阿米尔逃往欧洲。


在360度全景影像中,我们可以徒步经历阿米尔的旅程:躲藏在四面漏风的帐篷里瑟瑟发抖,跟着他穿过沙漠,经过利比亚,横跨地中海,切身感受到加菜“丛林”的恶劣环境,我们的身体甚至会随着镜头的逼近而紧张地蜷缩起来。


阿米尔的故事由英国国家剧院沉浸式故事录音室制作完成。这是加菜难民探索“家庭”意义系列故事中的第一部。伦敦剧院和工作室在戏剧环境中率先使用VR技术和360度全景拍摄。影片试映后,影评家认为:“这一创新的应用程序为诸如难民等重要话题提供了新的强大视角。”


在“新鲜实验室”里,刚摘下VR眼镜的一位国内纪录片人说,这部片子打破了我的偏见。普通人不会有这样的特殊经历,虚拟技术让我真切地对这些难民感同身受,而没有觉得片子假。我想这对激发观众的同理心,加深对影片主题的理解无疑会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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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者在“新鲜实验室”看片


那么,一对俄罗斯母子为了逃避在当地的艰辛生活而前往异国的故事又能如何讲述呢?


通常,我们可以用采访、录像档案、再现或其他方式来描述。而Wes Hurley导演却选择使用了VR技术来凸显导演的主观意图。


在美国影片《马铃薯的梦想》中,你眼睛前方看到的是那对母子在家里的生活和环境,他们议论着俄罗斯监狱等话题。你还可以自由地探索上下左右的场景。


转过头你可以看到四幅不同的画面,每一幅都对当时人们普遍的忧郁、恐慌和痛苦进行了描述。比如监狱里的暴行,殴打场面等。如果往上看,会发现你正置身于一个像牢笼一般的盒子中,顶上有一个面相凶恶的人正准备将盒子关上。同一时间有许多事发生,以至于你一时难以理解故事的发展动向,但这种混乱正是 Hurley想描述的。


最后牢笼不见了,你看到的是一幅全方位的画面,开阔的城市景象和灿烂的阳光,呈现了那对母子长久以来一直在追求的和平景象。


《纽约时报》视频负责人Lindsay Crouse认为,借用VR的手段可以让人们从不同的感知器官去了解、深入纪录片。“它有时可以呈现一种更好的叙事方式。”


而《最后的椅子》(2017)则是更有纪实风格的纪录片,它不前卫不惊险,描写的是一位荷兰老人自给自足的乡居生活,从而反衬出另一个无法享受生活的城里人的困境。


制作方通过VR技术和360度全景视频,让观众有机会离开喧嚣的城市,沉浸式地体验到乡村生活的乐趣。


“看完以后,感觉内心特别平静。这种沉浸感很难用语言表达,总之看电视或者手机不会有这种感觉。”来自北京的一位制作人表达了对影片的认同。


Caspar Sonnen介绍说,“起初,我们也觉得做线性的传统电视相对简单,新媒体、新技术比较复杂,它带来新的障碍,很多挣扎,我不知道受众在哪里。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现在我们可以找到适合做VR的一些内容和项目。”


“幸运的是,这几年,我们还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帮助,可以把不同行业的一些公司整合起来,经常交流,还有一些项目的对接和制作,帮助纪录片节得到更好地成长。”


Caspar Sonnen披露,目前全世界有很多VR和AR项目,通过数字的、技术的叙事方式,来参与到IDFA的竞赛当中,给纪录片节带来了新的活力。这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VR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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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里的幼儿园》剧照


《山村里的幼儿园》是中国首部VR纪录片,讲述了贵州乡村留守的儿童现状。因为它真实而富有感染力的呈现,得到了联合国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与合作。


该片总策划、真实影像传媒创始人邱嘉秋认为,做VR和做纪录片都是尽可能追求真实,目标一致。在手法上,纪录片惯用的长镜头,固定镜头也很适合用VR来表现。为了防止VR纪录片流于表面形式,更需要强有力的新闻或纪录片团队拿出好的题材和珍贵的素材来进行转化。


纪录片制片人、导演赵琦也在现场分享了VR影片《行走敦煌》的经验。他希望纪录片人都能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勇敢地、前瞻性地去思考如何运用新的技术来丰富内容的表达。


正如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新媒体总监Caspar Sonnen说得那样: “你必须去行动,才能真正领会到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高科技含量的纪录片能否最终成功,或许关键并不在技术层面,而是我们能够在这种新媒介中创造出什么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鲜提案大会的“新鲜实验室”带来了宝贵的启示。


作者:舒曼